徐旭峰一家

　　他，每周飞天津跨省上班

　　她，曾每天六小时往返沪杭

　　“最远通勤路”的讨论引发共鸣

　　家和工作难两全 　

　　那就自己辛苦点吧

　　本报记者 章然 见习记者 许紫莹

　　12月6日早上5点19分，杭州80后爸爸徐旭峰在等待电梯下楼——他要坐6：50的早班机飞天津。为兼顾家人和事业，他选择每周天津和杭州往返，周一上班路，通勤时间4个多小时。

　　有人不解，为什么不回杭州？徐旭峰说：“不是没想过回来，但要放弃在天津的业务和人脉……我上有老下有小，谁敢赌明天呢？”

　　生活不易是很多人看完徐旭峰通勤故事的感受。像徐旭峰一样，选择双城生活的杭州人还有很多。

　　徐旭峰的故事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后，更多人来分享了自己的双城生活。“杭州、天津来回”——这六个字让徐旭峰成了这一场“最远上班路”PK赛的王者。

　　有舍有得，酸甜苦辣，尽在真实努力的日常里。

　　一年飞了68次　　

　　每月路费要花4000多

　　6点多到达机场，登机后戴上眼罩，徐旭峰会再睡两个小时。

　　8点55分，徐旭峰到达天津滨海机场T2航站楼，开上已经停在机场地库三天的车，到达天津保税区的车行是上午9点半，时间刚刚好，徐旭峰迅速投入周一忙碌的工作中。

　　周五回杭州陪家人度周末，周一赶早班机去天津，“跨省上班”的他，每月光机票就要4000+，“在天津积累了十多年，要放弃回萧山，我输不起。80后上有老下有小，谁还敢赌明天？趁着年轻，趁着父母还不用服侍，多攒点银子，掐指一算，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心里慌呀，再咬牙坚持吧。”真实又戳心的几句话，说出了很多拼搏在路上的打工人心声。

　　徐旭峰1984年出生，杭州萧山进化吉山村人。2011年，徐旭峰去了天津保税区，成为一名进口车行的销售人员——他大学学的是模具制造设计专业，和新婚妻子分隔两地。受制于经济条件，徐旭峰不经常回杭州。

　　2012年，小夫妻在天津筑起爱的小窝。2014年，儿子QQ出生。2年后，又添了一个女儿，小名开心。儿子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出现读书难题，“我父母、岳父母都在杭州，以后我们一家肯定也是回杭州的。儿子在天津读小学，以后回杭州怕融不进去。另外，南北教育模式生活模式都有差异，决定让儿子先在杭州读小学。”

　　2020年9月，QQ回杭读小学。当时，妻子、女儿和徐旭峰留在天津，儿子由奶奶照顾，但徐旭峰仍不太放心，“几乎每两周，我就要回杭州和儿子一起过周末。如果儿子有重要时刻，会灵活调整时间，尽量保证自己在场。比如孩子周一有比赛，那我就买周二的机票再回天津。”

　　2021年上半年，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回了杭州，全家只剩徐旭峰一个人留在天津拼事业。

　　徐旭峰开始“双城生活”：每周五下午3点半从公司出发，坐5点10分的飞机回杭。落地后乘地铁去女儿舞蹈班，等她8点下课后一起回家。每周一飞回天津，开车到公司差不多9点10分，比不少当地同事上班还要早，“一个月通勤费用4000多元肯定有的。这一年，我一共乘机68次，做核酸检测也成了日常。”

　　这样的双城生活，还要至少再拼两三年。他和妻子很少吵架，“我们一周才见一次面，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没时间争吵。”全职在家的妻子说，丈夫承受了很多，“他每天要打七八个电话给我。他和我一样的，就是那种努力干活不会矫情的人……我肯定心疼他的。但我也挺自豪，我老公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愿意这样为家庭付出。”

　　妻子算了算，每月2万房贷、4000元的通勤费用，是这个家庭雷打不动的支出。

　　天津保税区的车行有几千家，徐旭峰所在的车行只能算中等。今年，徐旭峰开了抖音号说车，几个月涨粉几万，“我希望能继续创造一些好的内容。”之所以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通勤路，徐旭峰说：“想和每个打工人共勉，想告诉还在苦苦打拼的兄弟姐妹，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做到我现在这样子。”

　　他也说，比他辛苦、比他努力、比他拼搏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曾每日高铁往返　　

　　就为给儿子做顿早饭

　　简女士住杭州滨江。家在杭州，工作在上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五年。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简女士只要保证一周内有两三天在上海，线下对接客户就可以。

　　每周二，是简女士出发去上海的日子。

　　早晨6点半，简女士打车出发直奔杭州东站，赶7点26分的高铁。高铁路上花费1小时左右，下了高铁后，简女士继续打车去公司，一直到9点半进公司。上午10点钟，简女士正式开始见客户，“通勤路，基本上要花三个小时左右。我多年跨城通勤，已经有很多小经验了，时间点掐得很准，上班一般不会迟到。”

　　周五晚上，简女士又开始了从上海返回杭州的路途：晚上8点多，简女士打的去上海虹桥站，到家能控制在11点左右。周末，简女士就可以与丈夫、儿子一起度过，享受亲子时光。

　　疫情来临，让简女士的上班路变得复杂起来。一次，行程码出现变化，回杭后，简女士没办法进入儿子的学校，家长会、运动会等活动她都不能出席，“对儿子还是蛮愧疚的”。

　　前不久，简女士还因为跨城上班接受了隔离等管控措施。在酒店，简女士没有休息，待了一星期，她也抱着电脑工作了一星期，“那时候，我家人很担心我，我也真的意识到，原来疫情离我这么近。”

　　之后，简女士就对疫情防护很上心了：她只乘从上海直达杭州的高铁，在高铁上不吃不喝，也不接触任何东西，以保证自身的防疫安全，“奔波之类的，说实话，我已经习惯了，现在杭州去上海也比较方便，其实和同城工作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对家里实在是亏欠比较多。”

　　跨城上班的路上，简女士最感谢的就是丈夫和孩子的理解和包容。简女士的丈夫是自由工作者，照顾着家里大部分的事情，包括他们正读高一的儿子，“丈夫很理解我，一直说让我好好工作，不用担心家里。”

　　她尽量腾出时间陪伴儿子。去年，孩子读初三，简女士每日往返于杭州和上海，“儿子学习很辛苦嘛，他每天早上7点钟就出门上学了，我就想，每天回杭州的话，至少早上能给他做顿早饭。”那段时间，简女士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需要6小时左右。12月5日，简女士在杭州陪儿子过了16岁生日，“不想错过他成长的重要瞬间”。

　　记者也问她，有没有想过回杭州工作。她笑了笑说：“工作了这么多年，人脉资源都在上海，放弃这些回到杭州来需要莫大的勇气，更何况，上海收入更高，人到中年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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