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海市教委出台了一项特色招生制度——插班生政策。在民间，它被称为“第二次高考”。

插班生政策至今已经有23年历史，吸引了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13所上海地区普通高校开展招收试点，释放了部分专业名额供应届大学一年级学生报考。

【资料图】

政策的出发点是构建高等教育“立交桥”，为高考制度下发挥欠佳而无缘进入理想高校的学生提供可能的流动途径，既可以满足学生的迫切需求，也利于在学生中建立适当的竞争机制，激发学生的活力。据估，二十余年间，插班生考试参与学生近十万，其中数千学生获得录取，他们的命运也由此被改写。

本文试图评估插班生政策二十余年来发挥的作用，希望以此为突破口，为“十四五”规划中“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愿景提供一种可行方案。

在调研方法上，通过滚雪球抽样，向参与过上海插班生考试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课题组共回收有效问卷134份；访谈64名同学。调研覆盖了上海市32所高校，跨越12个年份（2009-2021），考生来自十余个省份。

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招生对象与招生计划要求

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招生计划及考试科目 ​​​​​注：（1）各专业实际招生人数将视生源情况适当调整，宁缺毋滥。（2）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仅录取有志愿的考生，不调剂录取。

高考失利后，大一“再高考”的插班生们

插班生考试并不轻松。

考试内容由各校命题的基础部分（如高等数学、英语），与各校开放招生的专业所自主命题的专业部分组成。绝大多数学校基础与专业部分都考察，只有少数学校只考察基础部分。受访的很多同学都认为，在重点高校，插班生考试无论是形式还是难度都接近考研，甚至超过考研难度。

在选择考插班生的同学中，超八成认为自身高考分数与预期分数差距超过20分，认为自己在高考中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而进入了一所并不很满意的学校或选择了并不喜欢的专业。

不少同学提到，自己参加插班生考试不仅是为了向同学、家人证明自己，更是向自己证明自己，“因为学校和自己的预期还是差了一些，我就是有那么一点不甘心，想要再试一试，尽管希望很小。”

当然，也有同学只是觉得这是个督促自己努力的机会，值得一试。“我就是随便玩玩，毕竟大一刚进大学啥都不懂，也不想整天跟着室友呼呼大睡、疯狂开黑，有这个机会挺好的，就学点知识呗，将来考研啥的也都用得上。”

总体而言，调研中前五位的考插动机是高考失利，想考回高考正常发挥的水平；获得更有价值的文凭；感受更好的校园环境；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读自己想要读的专业。

插班生考试的难度与竞争激烈程度，需要让备考学生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

插班生考试的难度与竞争激烈程度，需要让备考学生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学生会投入更多时间在考插内容的学习上，从而一定程度上挤占对本校课程的学习精力。就如一位中途放弃的同学说：“刷成绩保研、海外交流、校内课题申报，这些事情都会因为考插而耽搁，当然我也知道有人能够全都兼顾好，但我思前想后，觉得风险太大了，还是享受当下吧。”

不过，考插班生的同学在原先学校的成绩大部分也都并不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招考高校初审对成绩要求愈发严格，另一方面则是备考过程与“插班生”身份对他们的双重鞭策。有同学表示：“我当然应该好好学习，考插的内容和学校里学的都是共通的。我相信一句话，优秀是一种习惯。”

带着这样的劲，插班生们的学业成绩在大一一年都保持在高位。在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考插知识学习的情况下，57.46%的同学仍然保持着前10%的成绩排名，这从侧面反映出考插学生的效率比普通学生更高，学习积极性也更强。

插班生学生在新学校的成绩排名

而在考上后，插班生们由于带着先前的冲劲与目标感，往往有着更大的动力。据观察，上海交通大学目前还在校的插班生中，就不乏校学联主席团成员、校级学生组织负责人、学院学生会主席、国家级重要赛事金奖得主、校级A等奖学金获得者、院系成绩排名第一等“牛人”。正如一位同学经常感慨：“我都已经比身边的同学多读了一年了，要是还比他们差，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可见，仅就在校各方面表现而言，插班生们在新学校都十分亮眼。

插班生的学习实力也可以用四六级考试成绩侧面反映，因为无论报考什么专业，英语都是插班生考试中必不可少的科目。对43位插班生的四六级成绩进行统计发现，参加插班生考试的学生的四级平均分数为548.84分，六级为508.33分。

插班生学生在新学校的成绩情况

除却学习成绩、英语水平等硬性实力方面的影响外，填写问卷的78位考上的插班生均表示其在“心态”“自学能力”“学习习惯”“自律能力”“时间规划能力”等软性实力方面均有所成长。

一位成功考入上海交大的同学谈到：“考插让我养成了更好的学习习惯，开始探究如何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我也通过考插让自己心静了下来，去专注地做一件件事，踏踏实实学好现在的知识，不再过分在意小事的得失。我也会每日三省吾身，做到了经常反思自己的不足”；无独有偶，一位考入复旦的同学提到：“插班生带来了一种‘追求卓越’的心态。虽然我当时所在的学校不是最好的，但我对自己的规划就是要考取最好大学的哲学专业，追求卓越，不甘平庸。”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对于未考上的学生而言，其“软性实力”的成长也不容忽视。

即使遗憾落败或最终未参考，大部分同学也都无悔此行，在思维格局、受挫能力等方面均有受益。一位原本计划报考复旦中文系、但放弃后继续留在同济的同学说：“是插班生这次经历让我知道了自己不适合考试学术，不考研，就是要去工作去实践，从而排除了未来选择中的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也有同学开始反思“优绩主义”：“考插失败后，我经历了两个月的人生价值重估。我不再追求所谓的名校光环，不再想成为竞争的胜利者。我整个人变得松弛下来，开始着手准备出国读我热爱的小众专业。”

对教育资源再分配的影响及其推广意义

在插班生考试的磨炼下，考插学生们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否成功考上，超过半数都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继续学业。

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在133位考插的同学中，保研比率高达33.83%，国外升学的比例为22.56%，而很多选择在国内考研的同学成功率也较高。

同时，当初通过插班生考试实现“学校层级跃升”的同学们往往会在下一个阶段中继续发挥这种累积优势。如多年前从S大学插班生考入复旦的沈洋老师表示：“我如果本科在S大的话，那可能硕士也进不了交大，可能博士也进不了伦敦政经，那可能回国面试也没有办法进交大做老师。我觉得其中还是体现了一种累积优势，就像一个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

如果说高考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初次分配，那么插班生制度通过给予大一学生的又一次机会，实现了小范围的“教育资源的再分配”。而对于此过程，大多数同学认为其能够彰显教育公平。

在问卷中，67%的同学认为相比高考，插班生制度能够打破地区间的政策倾斜，从而更为公平。另外，大部分同学还认为插班生制度是“各凭本事，能力至上”“相同方向竞争者试卷统一”“人人可考、公平竞争”“考试内容为全新的大学知识，起点相同”“报考学校和专业均为自主自愿选择”。

基于插班生制度带来的种种裨益，调研小组针对“其是否能在全国进一步推广”进行了调查，面向学生、家长、高中教师、大学教授、社会其他人员等发放了共计111份问卷，其中支持比例高达91.8%，仅8.2%的调查对象选择“不支持”。

就支持的理由而言，南京某高校的孙老师从风险减免的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以我们这边为例，每年在新生里总有一些报到以后觉得学校不理想的同学，所以就会退学复读。但退学以后再高考风险便比较大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插班生计划，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同时，南京另一所大学招生办和教务处的余老师认为，插班生制度能有效帮助同学们在大一树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生而言，可以给他们一个目标，因为很多学生在高考后，他们会突然陷入很迷茫的境况，失去了目标，插班生可以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目标。同时，即使未考上，插班生的备考经历对这类同学考研肯定有很大帮助。”

插班生制度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一，考试科目与报考专业匹配度不高。例如部分学校要求文科同学也参加高数考试，在部分考生眼中增加了不那么必要的考试负担。

第二，报考限制大。部分学校（例如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不招生，另一些学校招生名额有限，放出的专业大都比较冷门，报录比低，有受访者提到：“感觉有几个学校招插班生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除此之外，每个人只能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选择的机会少，承担的风险大。

第三，对高考生的额外吸引力与“孤注一掷”的心态。部分同学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或身边的同学正是因为上海有插班生政策，因此在高考后，即便自己的分数能够去别的地方的更好的学校，也依然愿意报考上海的大学。他们认为，来上海就读可以有第二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从而上海集聚了一批高考失利但本身具有更高水平的学生，在原先的学校就读时，他们便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插班生考试的备考中。

第四，信息不对称，且政策不稳定性强。各个学校考试的风格有较大差异，而学生缺少得到官方一手考试复习范围、真题、报录比等材料与数据的途径。政策改动（例如有些专业是否招生、考察哪些科目等）的通知时间较为滞后，往往只是提前一个月公布，不利于学生备考，有时甚至让学生长时间的努力付之东流。

第五，面试环节占比过大。部分学校的招生考试有面试的环节，例如某知名高校之前的插班生招生政策中，面试分数占比高达40%。虽然面试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短暂的面试时间内能够涉及的问题有限，而且受到学生的性格程度影响很大，因而被部分受访者认为存在改进空间。

第六，插班生不享受转专业政策。对于通过高考入学的新生，大多数高校都会给出不同形式的转专业政策，让学生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而插班生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被允许转专业。虽然插班生经过一年的大学生活，对于大学的专业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某些专业课程的认知，大多还是基于通过考试的意愿来进行学习的，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说明他们完全适合自己所报考的专业。有同学直言：“专业跟大学四年精神状态和学习状态很有关系。插班生初衷是给各地高考失利考生提供立交桥，为什么要限制专业限制机会呢？”

第七，校际各类证明认定尚不畅通。由于插班生考试的小众性，原学校老师的不了解甚至不支持，致使考生在获取报名所需的材料时有诸多不便，比如有的院校在报名阶段需要大学公章、招生录检表等一些考生不可以轻易申请使用的材料，或在考插成功入学后仍需要原学校档案资料许可等，往往导致程序的冗长和反复。同时，不同学校绩点认定方法、考试安排、课程安排、教学学期长短等的不同，可能使得学生无法提供大一整个学年的所有成绩单，失去报名资格。此外，入学以后学籍的转换衔接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结语

尽管插班生制度自2000年起一直被冠以“试点”的名字，在全国的推广也由于跨省与省内跨市域调档困难等原因迟迟难以推进，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一制度值得被更多人知晓。而且毋庸置疑的是，除了为这群十八九岁的少年在新的人生阶段提供一个继续追梦的舞台之外，这一制度为激励广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辅助学生身心成长、明确自身的人生方向目标，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我们写作本文的初衷是想记录下一代代追梦人的成长故事，并不是鼓励所有大一学生都报考插班生考试。回望插班生制度走过的二十多年，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质疑，但太多人的命运因其改变，太多的遗憾因其而被弥补。因此，本课题组仍然期待通过向更多人推介这一“小众”的高等教育校际转学制度，激发更多关于教育公平、个体发展的公共讨论，设想在高考制度之外的更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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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制度二十周年实施效果及其在“十四五”规划下的未来发展》调研组主笔

课题指导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沈洋

课题组其他参与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生 赵楚齐、连文高、黄其灏、陈成、施星宇、曹芳滔、朱博远、钱乐、仝瑞琪、刘曼琳、杨景怡、谢轶、吴柄萱

华东理工大学潘嘉裕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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